背景故事之
三退為進：南昌、井岡山、瑞金
南昌．八一大橋 ／ 井岡山．烈士陵園 ／ 瑞金．革命博物館
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，在國共合作的背景下，中國進入「大革命」時代。所謂大革命，就是為了接續及完成辛亥革命（1911）與五四運動（1919）的使命與精神，以推翻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和北洋軍閥為目標的革命運動。幾年間，由「黃埔精英」組成的北伐軍形勢大好，先後攻佔長沙、武漢、南昌、福州、杭州、南京等重要城鎮，地方群眾亦配合著打擊各地軍閥與列強勢力，一九二七年三月，上海工人發動武裝起義，上海解放。
但誰都知道，國共合作自始至終都是貌合神離的。一九二五年三月，革命先行者孫中山與世長辭，幾乎由他一人獨力挺著的國共合作局面便頓失支柱，無以為繼。及至一九二七年三月，南方最重要的城市南京與上海先後光復後，「大局已定」。於是，說是「兔死狗烹」也好，說是「共患難不能共富貴」也好、說是「分贓不勻」也好、說是「防人之心不可無」也好，說是「被西方列強與國內大地主大資本家收買」也好，總之，國民黨元腦蔣介石悍然決定──清黨、剿共。
就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，上海，蔣介石控制下的國民政府開始大規模捕殺共產黨員及工運領袖，三天之內，三百多人被殺，一千多人被捕，五千多人失蹤。接著，廣州「清黨」了、南京「清黨」了、連由軍閥操縱下的北京也「清黨」了；不必多久，曾一度「容共」，與蔣介石唱對台戲的汪精衛控制下的武漢國民政府，審時度勢，終於也「清黨」了。從此，年青的共產黨已「無處容身」。至同年七月，幾個月裡，遇害者達三十多萬，共產黨員由高鋒期的六萬多人，銳減至萬餘人……
何去何從？
同樣年青，三十出頭，甚至三十不到的共產黨領袖，在天地茫茫，腥風血雨中尋找出路，或者「生路」。
由於當時的中共領袖陳獨秀一再向國民黨退讓，助長國民黨內的右派勢力，他又為了怕得失國民黨，就壓制共產黨在國民政府內發展力量，甚至反對共產黨擁有獨立的軍事武裝……致使蔣介石一旦發動清黨、剿共，便完全無力招架，傷亡慘重。這裡不評論「個別事件」，事實也可能是，假如不是陳獨秀一貫的「忍讓政策」，共產黨也可能在更早的時候就「樹大招風」，更早就遇上蔣介石的清黨、剿共。
但歷史是沒有「假如」的。總之，眼下，共產黨是被排斥、被屠殺了，且幾乎無招架之力，鼓吹一再退讓的「右傾投降主義」，就自然成為了罪魁禍首。 實踐就是真理，「退讓」既己證明是下策，上策，就只有「進取」了。一九二七年六月，當年只有三十二歲的中共政治局委員蔡和森就在會議上慷慨就辭：「今後我們的任務再也不要退讓，而只能進攻！」
但如何「進」？如何「攻」？
暴動、起義──少年的共產黨領袖，於是鎖定了敵人守備較弱的「南昌」，要盡可能動員一切仍可由共產黨員或親共份子操縱的軍隊，在南昌發動一場「軍事冒險」。於是，就有了由周恩來、朱德、賀龍等策動的，發生於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的「南昌起義」。
南昌．起義指揮部（原江西大旅社） 指揮部內周恩來的辦公室及臥室
但是，共產黨能夠動員的，也就是能在國軍中「拉出來」的，不過數萬人馬，即使南昌起義成功，孤城難守，如何面對四周環伺的國民黨數十萬大軍呢？
當然，少年的共產黨也未至於過分「天真」，以為南昌一旦攻剋，就江山大定。起義之前，原來他們早已經有了「撤退計劃」。八月一日起義成功，八月二日全城慶祝，但八月三日，就全軍撤退了，並且擬按照原定計劃－－揮軍南下直取廣東潮汕等地，取得出海口，寄望得到「共產國際」（蘇聯）的援助，然後站穩陣腳，再伺機北閥，打敗蔣介石。
少年的共產黨員雖嚷著要「進」，但似乎也略懂一點「以退為進」的道理，於是不眷戀南昌，約五萬大軍，撤退南征。
這是「第一退」。
不過，這次「以退為進」，還是想太「天真」了。退，其實也不是想象般容易。
南下途中，先是叛變──蔡廷鍇第十師叛變離隊，辛苦拉來的幾萬軍兵，一下子就少了四分之一。繼而是暑熱──在八月酷暑下勞師遠征，乃兵家大忌，受不了的，有人倒下，有人逃亡，僅三天，就又少了三分之一。之後，當然是敵軍的重兵追殺與步步攔截。兩個月後，潮汕之役失利，南征部隊的主力幾乎全軍覆沒；而重病下的周恩來，只得逃上小舟，幾經艱苦，才經香港潛返上海。
最後，南下共軍之中，幾乎是碩果僅存的，只有由朱德、陳毅所部的第二十五師。朱德率殘部輾轉北上，且戰且退。一九二八年四月，終於「退」到井岡山，與秋收起義後同樣失敗而來「上山」的毛澤東部隊「會師」。「會師」云云，也不過萬餘人馬。
這就是「第二退」。
井岡山．茨萍．毛澤東故居 井岡山．山景
第二退（包括毛澤東的「上山」）絕沒有第一退（南昌撤退）的周詳計劃、明確目標與「浩浩蕩蕩」，卻是在極大的反對聲音下，或在無可奈可中進行的。毛澤東放棄攻打長沙等大城市的計劃，拉隊上井岡山「落草」打游擊，就曾被當時的中共中央，以及部隊中的同僚罵得體無完膚。朱德上井岡山，也是撤出南昌之日始料未及的，根本就是被「逼上梁山」。不過，他們肯面對現實，勇於退忍，暫避鋒頭，不作無謂犧牲，顯然易見，他們已經鍛鍊出更加務實，更加成熟的領袖風範。
這下子「以退為進」亦果然發揮功效。井岡山上，山高皇帝遠，朱毛大軍竟真的「佔山為王」，坐大起來。老蔣幾十萬國軍，自二八年至三三年，六年間「剿來剿去」，也沒有他們奈何。一九二九年開始，朱毛大軍更主動「下山」出擊，反覆苦戰，終於在江西、湖南、福建、廣東交界，開僻了大片「解放區」（又稱「蘇區」）。最離譜的，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，共產黨人竟斗膽在江西的瑞金「建都」，成立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」，在僅隔一省的蔣介石南京政府的眼皮底下，成立一個「國中之國」。
瑞金．葉萍．毛澤東故居 瑞金．葉萍．臨時中央政府總部
實踐證明，「以退為進」確有奇妙的效用。可惜的是，當時的中共中央仍未能徹底擺脫「冒進主義」，當「國力漸大」，便急不及待要與老蔣火拼，妄想進攻大城市一雪前恥。毛澤東當時務實的「漸進主義」再被嚴厲批判，最後，這位「國家主席」竟被架空，急進分子就乘時而起，放棄毛澤東一貫主張不惜「敵進我退」的機動靈活的游擊戰和運動戰方針，要與國軍拼火力，打硬仗。結果，一九三四年，在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嚴重失利，傷亡慘重，百萬國軍壓境，紅色首都瑞金危在旦夕。
同年十月，逼於無奈，中共唯有放棄經營多年的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」，踏上當時其實連往哪裡去都未確定的「長征之路」。十月中旬，中共中央要員集中在瑞金以西的于都河畔，起程出發……
這就是「第三退」。
于都．紅軍長征出發紀念館 于都河．日落
這一退，退得更不捨，退路也更加渺茫艱險。出發時的八萬多軍兵，兩年後到達陝北時，僅餘一個零頭，約七千人。 但與前「兩退」相同的，是不得不退，且只有退而能得生，退而能求進。
所為何事？
寫這許許多多，絕對不是為了「歌頌」中共或紅軍，只想到，「退而求生、退而求進」，是否也是末世艱難時期之中，一種可行的「牧養策略」。
摩西－－四十歲力壯氣盛的時候，卻因殺人亡命，被逼「退」到米甸曠野。四十年後，成為沉靜穩重的長者，捲土重來，終成大器。
大衛－－以色列國的真命天子，卻因功高震主，被掃羅追殺，惟有「退」到曠野、「退」到山林，「退」到要落草為寇，裝瘋扮傻；卻又在流亡中廣納賢士，結義群雄，終成霸業。
以利亞－－以色列國中力挽狂瀾的先知，卻先是奉命「退」隱於溪澗村舍，三年後捲土重來，力挫四百巴力先知；不意「功敗垂成」，再被逼「退」走逃亡山野。卻不知，這原來是上帝欲擒先縱、「以退為進」的妙著。以利亞在何烈山上受命，從此「退」居幕後，栽培啟發後進，終於全殲南北二國的巴力勢力。
同期的俄巴底－－雖沒有「退」出建制，卻「隱」於亞哈眼皮底下，不動聲色，為上帝存留一百個不向巴力屈膝的先知。
施洗約翰－－本是祭司後人，卻目睹凶險時勢，脫離原出的聖殿系統，「退」到曠野，在約旦河外以「曲線救世」，宣告悔改信息，成為基督先鋒。
他們，都曾經以不同方式「退」下來，不與「惡勢力」正面交鋒，忍辱負重，韜光養晦，默默耕耘，保留實力，靜候時機，終成「大業」。可惜的是，這類人物典範，在今天充斥市面的「教會管理學」與「堂會增長學」之中，卻幾乎一個也沒有。抱歉，相似範例，我倒在早期的中共歷史中，找到了好幾位。
禮失求諸野，此之謂也！
以退為進，誰能會意？
年幼力弱的中共，1927年南昌一退、1928年井岡一退、1934年瑞金又一退，退到二萬五千里外的延安，但也擺脫了百萬國軍的重重包圍與制約，從此天空海闊。十五年後的1949，又是一條好漢，捲土重來，得回來的已不是瑞京（瑞金），而是北京。
「共和國從這裡走來」－－瑞金革命博物館外牆雕塑
撤退？上山？打游擊？長征？……眼下，連中共自己都不相信這套了，我，一個基督教的傳道人，一位牧者，卻以這段中共歷史為典範，一年中竟「實地考察」過兩次，意想從當中尋找、探索出末世「以退為進」的牧養之道，想著，連自己也覺得荒唐可笑。
但可笑歸可笑，若行得通，哪怕人笑？
都罷了，只願尚有「會意」的人，能與我會心一笑！
